作家:刘沫潇 田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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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效率和便利性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还存在误导用户、激化社会偏见的危险。《广播与电子媒体杂志》2024年第二期(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为预防接种理论,发表了一篇关于预防接种的研究文章(Inoculation Theory)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事先暴露?(PRebunking)的方式,帮助用户建立对错误信息的认知免疫。
预防接种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的认知和信念没有得到锻炼和测试,就无法抵抗攻击;如果人们提前接触到一个微弱的负面观点,有助于保护他们的态度免受说服,进一步强化他们原有的信念。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对用户进行了实验,让他们在与智能聊天机器人交谈之前接收两种预防接种信息:一是警告用户,提示智能工具可能提供错误信息;二是提供预防性反驳,解释智能工具的信息正确率约为90%。
研究表明,接种干预可以激活用户对错误信息的警惕性,使他们能够更自信地反驳错误信息,降低对错误信息的接受度。该研究还证明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预防接种理论的潜力,认为它有助于解决错误信息的易感性问题。
文献来源:Donghee Shin,Fokiya Akhtar.Algorithmic Inoculation Against Misinformation: How to Build Cognitive Immunity Against Misinformation[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4 (2): 153-175.
长期以来,数字化平台的算法开发与使用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包括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许多人认为,算法的“黑箱”特性也使透明度成为解决算法相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仍然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透明意味着什么,如何建立有意义的透明度,以及哪些行为可以通过透明策略得到纠正。有鉴于此,《政策与互联网》(Policy and Internet)2024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解构了数字平台管理中的透明策略,并提出了“以结果为中心的透明策略”(outcomes-focused transparency tactics)。
这项研究澄清了一种测试和实施正确透明策略的方法。透明策略具有结果导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户参与,目标结果是用户在分享内容之前可以更仔细地思考。相应的透明策略包括提醒用户在用户过度分享快速内容时,为用户浏览的内容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标签,提高非病毒传播内容的可见度。第二,在价格管理方面,目标结果是让监管机构对购物平台上不同群体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适当的限制,以保护消费者。相应的透明策略包括监管机构明确禁止某些类型的价格飙升,跟踪、监督和报告价格变化,并澄清算法使用用户的哪些信息进行“差异化定价”。第三,在虚假信息传播方面,目标结果是平台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识别和跟踪有组织的虚假信息传播行为。相应的透明策略包括审核传播虚假信息的账号,与其他研究人员分享相关数据,沟通阻断虚假信息传播,说明平台如何改进技术手段,处理虚假信息传播。
文章认为,数字平台的所有潜在危害都不能通过单一的透明策略来解决。因此,这种以结果为中心的透明策略选择方法可能最适合算法、数字平台和社会的演变。
文献来源:Geng, Y. Transparency forWhatPurpose?: DesigningOutcomes‐focusedTransparencyTactics forDigitalPlatforms[J].Policy and Internet,2024,16(1):83–103.
2024年第二期《媒体伦理杂志》(Journal of Media Ethics)一篇基于包容主义的传播价值体系的论文(inclusivist communication value systems),作为未来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提出了七项伦理原则。这些七项原则摒弃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二分模式,充分考虑了许多非西方和西方的价值体系。七项伦理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言论发出者的身份和言论的危害程度,综合采用刑法、民法、自律等处置方式。
欺骗性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
过度集中的媒体所有权和其它形式的话语垄断行为受到批评。
需要注意的是,公众了解真相的权利必须在公共利益和隐私之间进行平衡。
当权者必须比他人更能接受批评,普通观众需要根据媒体素养对言论自由的界限进行评估。
窃听、刺探和有害的流言蜚语一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除非紧急情况或追求符合公共利益的真相。
在传播过程中解决一些问题不需要诉诸法律,道德、社会规范和个人责任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
文献来源:Löwstedt, A., Hatarova, N. Tran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Suggestions for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as a Common Ground[J].Journal of Media Ethics, 2024,39(2):85–98.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它对人们幸福的影响。有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改善人际交往,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它会引起抑郁、焦虑和成瘾。《计算机中介传播杂志》于2024年第一期(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围绕社交媒体的心态发表了一篇论文(social media mindsets)开始研究这个核心概念。
论文指出,社交媒体的心态是指个人对社交媒体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期待和信念,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他们对社交媒体使用的控制(“可控”和“失控”),以及社交媒体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有益”或“有害”)。 从上述维度来看,论文开发了社交媒体心态量表,并对2000多名用户进行了调查。
研究证实,将社交媒体视为可以用于积极活动的工具的人,社会关系强,心理困扰少;把社交媒体视为有害依赖的人经历了更多的抑郁、压力和焦虑。
作者建议,未来对社交媒体影响的研究不仅要考察人们的使用时间、使用方法和环境,还要捕捉用户如何理解社交媒体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努力恢复他们的心路历程。
文献来源:Angela Y Lee; Jeffrey T Hancock. Social Media Mindset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Us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24(1): zmad04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关注这些转型是否会改变媒体的角色或功能。2024年第三期《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其中,有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基于一项跨国研究,论文分析了来自37个国家的365家媒体的新闻报道,比较了网络新闻平台与电视、广播、印刷媒体在角色表现上的差异。该研究采用了新闻角色分析框架,将新闻角色分为六类:干预者角色、监督者角色、忠实推动者角色、服务者角色、公民角色和娱乐角色。
结果表明,与其他平台相比,网络媒体在各国的娱乐角色和服务角色更加突出。一方面,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网络媒体能够更好地与用户互动,充分发挥服务和娱乐功能;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用户在数字环境中避免新闻的频率越来越高,娱乐性和服务性的报道更容易吸引和留住用户。
研究还指出,全球网络媒体在政治观点表达上并不积极,很少参与政策干预和政策推进。这意味着目前的网络新闻媒体需要进一步激发其角色潜力,更多地发挥监督者和公民的作用。
文献来源:Mellado, C., Blanchett, N., Stępińska, A., Mothes, C., Lecheler, S., Blanco-Herrero, D., Zhao, X. Does News Platform Matter? Comparing Online Journalistic Role PErformance to Newspaper, Radio, and Television[J]. Digital Journalism, 2024(3): 376–399.
过去许多人在家中等待“后台”空间欣赏音乐,音乐收听因此被视为一种不被他人注视的私人体验。但是,随着音乐流媒体技术的发展,过去偏私的音乐收听行为日益走向“前台”,日益网络化、社会化。针对这一现象,《媒体、文化和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一篇论文于2024年第四期展开讨论。本文以欧文·戈夫曼微观社会学为基础,运用深度访谈法,对使用音乐流媒体的用户如何感知自己的收听行为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流媒体的一些技术可供性有助于弥合音乐收听中的前台和后台之间的距离,使音乐收听从“私域”走向“公域”。例如,平台用户可以建立账户,输入个人信息,与平台分享他们正在收听或喜欢的音乐信息,关注和订阅他人的音乐频道,分享他们的音乐播放列表。用户在平台上的听力痕迹会反映他们与平台、音乐家和其他用户的互动,这些数据可能会在用户有意无意的时候提供给不同语境下的其他用户参考。有鉴于此,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音乐收听行为更加关注。
文献来源:Walsh, M. J.“I’mAlsoSlightlyConscious ofHowMuch I’mListening toSomething”: MusicStreaming and theTransformation ofMusicListening[J].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4,46(4):745–761.
(编译刘沫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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